“衡阳雁”是古代诗词中的经典意象，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均与之相关，如杜甫“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等。
“衡阳雁”意象之所以生成，当与“雁不过衡阳”的观念有关。关于其成因，前人有几种不同说法：一是地势使然。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南端即位于衡阳的回雁峰。古人认为回雁峰地势极高，阻挡了雁南下的进程，故而将衡阳当作大雁南飞之极点。这是想当然之论，衡山七十二峰中最高的乃位于回雁峰北面的祝融峰，南来的大雁能够飞越祝融峰，又岂能飞不过回雁峰？实际上回雁峰本身并不高，范成大曾亲自登上此峰，并云：“登回雁峰，郡南一小山也。”借助现代地理学知识，我们更是能准确知道它的海拔只有90多米，根本无法抵挡住南飞的大雁。二是外形酷似。宋荦等人认为回雁峰的得名源自其外形如飞动之雁：“衡州回雁峰因峰势取名耳，世传谬甚。”并附有明代胡贞开《回雁峰游记》中的解释：“世传‘衡阳雁断’，其说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过；一曰江有毒，雁饮水死耳。浅人耳食，奉为信史，可笑也……盖衡之七十二峰，从洞庭叠翠南来，如飞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夭矫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风迅折，复起项领，羽翼翩翩欲动者，势使然也。”（宋荦《筠廊偶笔》）倪璠也曾说：“或曰峰势如雁之回，故名。”然此种解释难与诗歌中的“衡阳雁”意象以及“衡阳雁断”等典故发生关联。三是气候适宜。《吕氏春秋·季秋纪》曰：“季秋之月，候雁来宾……是月也，霜始降。”因此有人将雁与霜联系在一起，认为回雁峰以南气候极热，常年无霜、无雪，不利于雁的生存。《埤雅·释鸟》中说南地罕见雪，故雁飞不至：“旧说鸿雁南翔，不过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雁’，盖南地极燠，人罕识雪者，故雁望衡山而止。”明杨本仁《九日虞山宴集短歌行》：“桂海无霜雁不来，黄华紫萸触客襟。”桂海即南海，在衡山之南。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不通。仇兆鳌注释杜甫《归雁》时即曾发出疑问：“今询之粤东人，却云有霜有雁。”虽然《吕氏春秋》提到雁来、霜降，但此处的“霜降”乃二十四节气之一，只是用以记载鸿雁南来的时间，而鸿雁的迁徙实与其地是否有霜并无必然联系。
可见以上三种说法都不能准确解释“雁不过衡阳”的成因。并且就实际情况来看，大雁确能飞至衡阳更南之地。寇准《舂陵闻雁》：“谁道衡阳无雁过，数声残日下舂陵。”舂陵在今永州宁远，位于衡阳之南。范成大也说：“世传阳鸟不过衡山，至此而回。然闻桂林尚有雁声。”可见雁亦能南飞至桂林。不仅如此，据《会稽典录》记载，甚至连越南也可见到大雁：“虞国少有孝行，为日南太守，常有双雁宿止厅上，每出行县，辄飞逐车。”日南郡，在越南中部地区。既然雁可以远飞至广西、越南等地，为何还会产生“雁不过衡阳”的说法呢？我们认为应当与古人对雁的生活习性和九州边界的认识有关。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雁春去秋来的生活规律，认为大雁于农历八九月间南来，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北归。上古时期人们对雁的认识虽然还较为感性，但也颇能与现代生物学知识相印证：大雁作为候鸟的重要代表，每年秋季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向南飞行，到中国的湖湘一带越冬，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蒙古和西伯利亚。因大雁的迁徙整体呈现出随阳性的特点，《尚书·禹贡》将其称为“阳鸟”。古人认为随阴阳之鸟都不是中国固有的物种。《礼记·月令》：“盲风至，鸿雁来。”郑玄注曰：“凡鸟随阴阳者，皆不以中国为居。”《大戴礼·夏小正》云：“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
雁既然不居“中国”，则其所居当在边裔，古人认为可以用来区隔“中国”，也就是古九州边界的重要地点有以下两组四地。一组是碣石与会稽。碣石、会稽是燕、楚两地的圣山，在古人心中具有特殊地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东行郡县，刻石颂秦德，凡数处：泰山、琅琊、芝罘、碣石、会稽等。最北者碣石，最南者会稽。秦二世初立，亦欲效仿其父，《史记·封禅书》曰：“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碣石、会稽也代表着古代“九州”沿海一线的南北两端。另一组是雁门与衡阳。《尔雅·释地》有“五陵”之说，雁门为北陵，是北方荒凉边裔之地，正如《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说：“雁门之山无草木。”山南曰阳，衡山之南即是衡阳。《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孔安国云：“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周礼·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荆州是从其北面的荆山到南面的衡山之阳，故衡山是天下的南端。《礼记·王制》中也说：“南不尽衡山。”
碣石、会稽、雁门、衡阳均在九州的边界，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中国”边界认识的极限，更南、更北之地实属蛮荒，尚未被纳入他们的认知范围。清人迮鹤寿曾总结《尚书·禹贡》中九州的划分：“古人画州分界，无不因乎山川之大势，则《禹贡》之山水泽地俱在，可约而得之。豫州居中，其余八州邻于四裔。沇青徐之东，以渤海、潦水、东海为界。扬荆梁之南，以南海、衡阳、泸水为界。梁雍之西，以岷山、黑水为界。雍冀之北，以猪野、雁门为界。”大雁的迁徙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既有外在的温度、日照、食物等原因，亦有其自身内在的生理因素。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大雁在西伯利亚、我国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北部一带繁殖，其南飞至越冬地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其繁殖地出发，沿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黄河、长江流域进入福建、广东等地，最远可到南洋诸岛；二是从其繁殖地出发，经由内蒙古进入华北地区，南下可至云南、四川等地，最远可到缅甸、印度。（冯国超主编《动物百科全书》）虽然碣石与会稽、雁门与衡阳不是鸿雁迁徙路线的真实两极，却均位于这两条路线上。古人之所以将此四地看作大雁迁徙路线的极点，应当与他们对九州边界的认识有关。正如《通典·序目下》所说：“《禹贡》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地非九州之境。”《通典·古南越》也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非《禹贡》九州之域，又非《周礼·职方》之限。”
虽然古诗文中的“衡阳雁”意象最早可追溯至张衡的《西京赋》：“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但这只能说张衡是率先将这种观念施之于文学创作中的。郑玄与张衡生活的年代相近，这说明雁栖衡阳已经是当时学者们普遍认同的看法了，这一观念的生成必远较张衡生活的时代为早。先秦典籍中的诸多记载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对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他们不仅仅是观察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对其迁徙的路线肯定也是进行过思考甚至考察的，只是受限于对九州地理边界的认识，以衡山为“中国”的最南端，认为位于衡山七十二峰最南面的回雁峰即是九州南端之极点，进而认为鸿雁栖居于衡阳的回雁峰而不再南飞，这个观念产生的时间当不会晚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战国末年。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先秦时期，人们囿于对九州边界的认知局限，以衡阳为九州的南极，雁门为九州的北极，认为鸿雁从碣石和雁门南下，栖止会稽和衡阳，即郑玄所谓鸿雁“不以中国为居”者也。所以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期的诗文中均会将衡阳与雁门对举，也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大雁除了被称为衡阳雁、回雁以外，还会有塞雁、朔雁、胡雁等代称了。后来唐宋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将衡阳当作雁南飞之极点的含义当由此演变而来，只是人们已经搞不懂其真实原因了，前人给出的解释如南地无霜、回雁峰太高、峰势如雁之回等，均因没有认识到此种观念并非真实生活经验的总结，而使得他们的释因努力变成一种徒劳。我们在今天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读懂跟“衡阳雁”有关的作品，同时对理解塞雁、胡雁甚至碣石鸿、碣石雁等意象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启发。（作者：孟国栋、孙晓磊，均系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