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俭节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两千多年前，墨子提出“节用”思想主张，其“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命题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墨子是一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时代巨子；墨学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平民学派。
墨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战乱频仍，诈伪相尚，社会动荡，战争和统治者的奢靡无度使下层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统治阶级“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墨子针对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现实，坚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节用”主张，主旨在“去无用之费”。
民得不劳的平民立场。墨子认为，统治阶级和新旧贵族们生活上极端奢侈浪费，加之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造成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浪费。而为政者的奢侈无度，“左右象之”，臣子左右纷纷效仿，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稳定。于是墨子提出“去无用之费”。“去无用之费”可以“用财不费，民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兴利除害的道义追求。“兴利除害”，关键是给予百姓物质财富上的利益和实惠。统治阶级在施政时，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过度的追求衣服、饮食、宫室、舟车、乐器之华丽，不仅耗费钱财、荒废农耕，还会使人耽于荒淫，于国于民都没有利。所以，墨子认为，节用是“天下之大利也”。节用可以使“府库实满，士民不劳”，为天下之利；奢侈浪费的行为是天下之害。为天下“兴利除害”，是墨子和墨家学派学术活动的宗旨和目的，墨子一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用之有度的行为法则。墨子非常重视事物实践中规则、法则的运用。他认为“天下从事者”说话做事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无法可度”，治国理政等都将一事无成。墨子以古圣王的节用之法为法则，提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的节用原则，要求贵族统治者去掉不必要的浪费，一切花费以够用为基准，凡是不能增加国家百姓利益的花费，都要限制和停止。以节用的方针治国，可以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不需要向外夺取土地。根据国家的情况，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就可以使财富成倍地增长。墨子提倡的“节”即“适度”，衣食住行的用度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适当节制，注意分寸，不能过分，超出限度就是奢侈浪费。
裕民富国的固本之道。墨子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五谷乃国之根本，“固本”是治国的重中之重。民无衣食，自身生存已不可能，更无以供养“为政者”，那么其他的任何事业也就都不可能实现。基于此，墨子认为，财用不足要反省是否抓住了农时，粮食不足要反省是否注意了节俭。而为政者“厚作敛于百姓”使“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又蓄私使“男女失时”，人口减少。故墨子强调“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而“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认为：“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所以，墨子强调固本节用。
居安思危的战备意识。墨子“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指出造成国家危亡的七种祸患是轻视城防、外交无能、滥用民力、君主专断、臣下不忠、赏罚不明、国库空虚。只要有这7种情况，国家就会面临灾祸。墨子提出，“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食、兵、城三者是国家战备工作必须具备的工具，而“食”又谓之“国备”，是重中之重。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的要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和储备，一旦发生战乱或出现灾荒，那么国家就会面临存亡的危机。“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所以，墨子主张，生产的粮食及物资，不能挥霍无度，要节约用项、加以储备，做到有备无患。墨子又举例说，即使是圣王统治时期，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不出现五谷歉收、水旱无时的灾年，为什么能够“无冻馁之民”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做到了“力时急而自养俭”。平时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节俭，就能够有充足的储备，因而可以待凶饥。有了充足的武备、守备和粮食储备，国家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国备”完善，意味着上下一心、国富民强，“七患”就会迎刃而解。
鉴古知今的历史思维。墨子非常注重从历史事件和圣王治政经验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三表法”中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学习前人的经验智慧，以此作为检验政令言论是否合乎真理的标准。墨子举例说，古圣王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等生活需求，仅求“便于生”“便于身”而已，而当今之主背道而驰，厚作敛于百姓而满足其私欲之奢靡行为，招致天下之乱，“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墨子从而总结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这一命题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则。（张子玉 刘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