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开追逃作战图，全省追逃战果逐年递增：2015年，128人；2016年，147人；2017年，170人；2018年，237人。2019年再创历史新高，共追回外逃人员506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2人，追赃金额11.83亿元人民币。
追逃工作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背后，是外逃者们的防线崩溃、节节败退。颠沛流离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无数外逃人员用血泪教训和切肤之痛，勾勒出外逃生涯的凄惨与悔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呢？”
外逃多歧路，知返是正途。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既然结局可以预见，与其终日惶惶然恐惧着“避罪所”的坍塌，何苦东躲西藏窘迫度日？何不迷途知返早踏归程？毕竟，这里有思念的亲人，有难舍的故土，更有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天罗地网下的“势如破竹”
7月22日，涉嫌行贿罪的“红通人员”、佛山市富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梁荣富回国投案。
7月18日，涉嫌受贿罪的广州森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建明抓捕归案。
7月15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中国银行中山分行湖峰办事处原工作人员冯秉炘被抓捕归案。
……
在今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一刻不停歇，“天网行动”捷报频传。一个个成功案例，有力彰显了党中央有贪必肃、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充分反映出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生动体现了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据悉，近年来，广东各级追逃追赃部门秉持办案思维、法治方式、斗争精神，以打法律战、信息战、心理战为主要手段，以舆论宣传、教育规劝为重要补充，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同步发力，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
打击更加精准，力度持续加码——广东扎实开展重点个案攻坚，有力削减外逃人员存量。对犹豫观望、心存侥幸的打劝结合、以打促劝，对执迷不悟、锁定行踪的快速缉捕、绝不手软，确保追逃追赃工作精准施策、高效推进。如“百名红通人员”刘宝凤案中，专案组在持续提请国际司法执法协助，不断挤压其境外生存空间的同时，全面清查刘宝凤及其关系人的资产状况，依法对相关涉案资产采取冻结、查封措施，内外交困、处境窘迫之下，刘宝凤选择了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针对冯秉炘潜逃多年音讯全无的情况，专案组从基础工作抓起，经过全面排查、抽丝剥茧，以一个与冯秉炘近亲属联系的四川电话号码为突破口，最终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一小区内抓获潜逃24年、化名“陈琨瑜”的冯秉炘。
手段更加霹雳，震慑持续升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开展追逃工作的又一把“利剑”，广东注重运用国际司法执法合作渠道开展追逃追赃。据悉，广东省各级追逃追赃部门按照省追逃办工作要求，把国际司法执法合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焦重点个案，有针对性提出引渡、遣返、协查等司法协助请求，全力提高追逃追赃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红通人员”梁泽宁案就是由法律规定转变为追逃实践的典型。“梁泽宁案发后出逃东南亚某国，此前他以投资移民方式取得该国居留权。考虑到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成功劝返的机率很小，因此我们在立案初期，即着重加强与该国执法部门的沟通合作。”省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专案组从资金交易、资产证明、虚假审计等方面，证实了梁泽宁投资移民资金来源为非法所得和移民资格的“不合法性”，并向对方提供梁泽宁涉嫌违法犯罪证据，依法提出遣返、执法合作等请求。双方执法部门通过务实高效的合作，依法将梁泽宁强制遣返回国。
随着惩治腐败的“天网”愈织愈密，反腐败的国际“朋友圈”越拓越宽，广东以有力的行动践行庄严的承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颠沛流离中的“苦苦煎熬”
“外逃的那段日子，我不敢住旅馆、宾馆，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在当地的医院大堂过夜，或是干脆自己在野外搭帐篷……”
郭海文，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原党委副书记，逃亡时，他骑单车一路向西，从清城出发，经肇庆到广西梧州，辗转4省13县市，最后到了云南大理。“有想过放弃！我骑车至云贵高原时，海拔越来越高，高原反应越来越重，加上天气开始变冷，骑行变得十分困难和缓慢，产生了严重的畏难情绪。”但不敢面对法律制裁的郭海文终究没有回头。
时刻东躲西藏，长期颠沛流离，这是外逃人员最真实的写照。但逃亡生活的残酷，远不止于此。贪腐赃款日渐耗尽，又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打零工和摆地摊，成为了不少在逃者有限的谋生手段。
“在菜市场附近的人力市场，我做沿街揽活的临时工，小工、搬运、保洁，什么都干。那里揽活的民工不少，一整天也揽不到活的情况经常发生。”为维持日常生活花销，除了到人力市场揽活外，郭海文还在当地人民路摆起了地摊，卖起了工艺品，在朝不保夕中苦苦挣扎。
与郭海文的“仓皇出逃”不同，一些腐败分子抱着“海外即法外”的侥幸心理，潜逃境外。为了上多一道“保险”，有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逃往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但依然逃不出“苦”的底色。
这种境外逃亡的“艰苦”，何权昌感受尤为强烈。这位后来退赃达5.96亿的中山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更是以自身经历为诫，写下了《呼吁在逃人员早点回国投案自首书》。他写道，在海外的逃亡生涯里，因为不懂英文，他根本没法外出买东西与生活。实在要买，都是晚上6点出门，因为菜价便宜一半。看着根本听不懂的英文电视节目，成了他仅有的娱乐。后来辗转香港，他住过劏房，为了省钱，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面包、一盒饼干。“生活十分艰苦，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在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煎熬中，苦，成了外逃人员最深刻的记忆。
草木皆兵中的“胆战心惊”
如果说生活的苦，咬咬牙或许还能忍受，那么，随着中国追逃追赃工作在全球布下天罗地网，持续释放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和震慑，则是高悬在所有外逃人员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
“一开始这几年，我没办法工作，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像惊弓之鸟。一次正在租的房子里吃饭，听到外面有警车的声音，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我怕房东看出破绽，很快就退了房子走掉。”董亮生，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计划金融管理股股长，在逃亡的20年间，每天在恐惧中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活，有家不能回，思念亲人却连电话都不敢打，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寒。
而内心的恐惧，常让在逃者无法入眠。于善福，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出逃前，他有预谋地进行“举家出逃”，看似“顺风顺水”，但在国外期间，他依旧长期关注国内新闻，得知中央追逃办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更深知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和态度。“我的心没一天安定过，天天晚上睡不好，总有一团气堵在心口。我无数次想要回来，但又不敢回来……”
在恐惧的支配下，外逃生涯吞噬了这些人的健康，耗尽了他们的精气神，掏空了内心所有的积极情感。很多外逃人员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了满头白发、满身病痛、每天“拿药当饭”的“药罐子”。梁泽宁坦言，“每天都是煎熬，但又不敢回来。我连死的念头都有了，真的。但你死了没用啊，好多事情还是要面对的。”
境由心转，相由心生，这甚至导致了追逃双方“对面相逢不相识”的吊诡局面。“如果不是飞机安全员的指引，我都几乎认不出他，他坐在那，肚子大大的，脸色黑黑的，眼袋耷拉着，和当年的意气风发完全不一样。”省追逃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百名红通人员”黄平回国投案时的情形，“类似的场景，实在太常见了！”
唯有主动投案才是最终的解脱。“我在外面确实有很大思想负担，回来之后很踏实。”主动投案后的于善福直言，回国后思想负担少了，睡眠好了，体重也增加了。“希望那些还在潜逃的人，跟我一样，早点回来！”
骨肉离散中的“亲情悲剧”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又不敢和家里人通电话，生怕害了亲人。”
外逃人员抛出的这句话，成了其外逃生涯的又一沉重注脚。选择逃亡生涯，意味着割舍掉亲情，放弃掉含辛茹苦将其养大的父母、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寄予厚望的子女，活成一个孤家寡人。亲人，成为了这场“囚徒困境”的无辜牺牲者。
黎健雄，佛山市南海区原房地产交易所所长。2002年4月，其利用职务之便，以招待来宾之名，将200万人民币公款兑换成港币在境外挥霍一空，随后举家潜逃。出逃没多久，黎健雄岳父心脏病发作，妻子廖某娟回国探望，有关部门依法对廖某娟采取强制措施。2012年他爷爷过世，作为嫡孙的他也未能给爷爷送终。2017年，在身心俱疲中，黎健雄得了癌症。
视角转换到在逃者的家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黎健雄的父亲，办案人员曾接触过：“他一见到我们就哭，老人家一方面很想儿子回来，另一方面又怕儿子回来要坐牢，心里很矛盾。”17年后，黎健雄最终选择了回国投案，当他刚回国，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就颤巍巍地硬塞给他几百块钱。多年未在父亲身前尽孝，作为长子，黎健雄捧着钱，泪如雨下。“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救赎！”
但有的贪腐人员不信邪，偏偏要拉着家人一起逃亡，最终结局一定是双输。陈运波，揭阳市惠来县公路局原副股长，涉嫌贪污罪，被抓获时已62岁。追逃人员依然清晰记得，在进门之后，陈运波衣着破旧，房子狭小阴暗、脏乱无序，令人意外的是其妻子赖某却显得异常平静，似乎得到了解脱。据了解，陈运波在潜逃的过程中，长期和妻子窝居在一间月租只要150多元的小屋里，为讨生计，在小饭馆里当清洁工，每天只有20元的工资。“因不敢用身份证，为了生活，多苦多累的活，我也干。”陈运波无奈地说。
外逃不归，“猎狐”不止。事实证明，天罗地网之下，出逃终将无路可逃。奉劝所有的外逃人员迷途知返、尽快投案，组织和家庭才是人生最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