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面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青砖墙，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墙上用楷书竖排书写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唯一一件写有土地法的青砖墙壁，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由于年代久远，青砖墙上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但它背后的故事历久弥新：当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为确保墙面不被发现，方湾村村民以茅草糊墙面、在墙外堆柴草，将其巧妙保护起来。随后十几年，方湾村百余名群众为革命流血牺牲，所有人都守护着这个秘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方家后人修葺老屋，砖墙方才重见天日。

　　方湾村百余名群众为革命流血牺牲，世事更替、村人换代，却无一人泄露那面墙的秘密

　　这面青砖墙高1.42米宽2.68米，壁面以石灰泥抹平，洁白光滑，自右至左用毛笔楷书竖排书写《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字体规范依稀可见，四周花边图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不久，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递到鄂豫皖苏区。由于斗争形势复杂，交通员带回的信息与大会通过的法令略有出入。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写成了《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不过总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文件带到鄂豫皖苏区后，乡苏维埃主席特地要求，全区最大的方湾村要在显著位置，全文抄写《土地法》。村苏维埃主席和土地委员一起商量，不约而同选中湾子中间方应凤家的前墙，这里紧邻大路，便于观看。穷苦出身的方应凤对此很配合，于是就在他们家前墙砌出一块6尺见方的“灰台”，上沿还嵌上了一排用来挡雨的青瓦，委托写得一手好字的村民把《土地法》“搬上”青砖墙。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为确保墙面不被发现，方湾村农民以茅草糊墙面、在墙外堆柴草，厚厚的草糊壳形成了天然保护层。

　　随后十几年间，国民党逐渐统治该地区，方湾村百余名群众为革命流血牺牲，世事更替、村人换代，却无一人泄露那面墙的秘密。国民党反动派感叹：“这里的三岁孩儿都红到骨子里去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方家后人修葺老屋，砖墙方才重见天日，后转入博物馆保存。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科研部主任刘贝贝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在鄂豫皖苏区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广大贫农和中农人均只有少得可怜的地。《土地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土地，党和红军获得农民支持。”刘贝贝说。

　　在“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解决土地问题，唯有“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到

　　从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分阶段、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美国记者韩丁，在见证晋东南张庄土改后，创作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用“翻身”来形容土改中的农民：对于贫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天朝田亩制度”“平均地权”……五千年历史的波澜起伏中，历朝历代尝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层出不穷。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深入人心，最终解决了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尊普通的雕塑中揭晓答案。

　　广东省海丰县龙津河畔，一座总面积超过800平方米的院落高大气派，彰显着房屋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这是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少年时居住过的地方。

　　故居门前，《彭湃烧田契》的雕塑，讲述着这位富家子弟变身无产者的故事：1922年11月，彭家兄弟分家，26岁的彭湃获得丰厚家产。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给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于是，彭湃就想了个办法，在家门口搭台请农民看戏时，拿着一大捆田契突然登上戏台，一张张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众烧毁，当场宣布自己分得的土地均归佃农所有。

　　这一把火，涉及田产达670多石，折合超5300亩。彭湃以其实际行动同情劳动者，与广大农民一道成为真正的无产者。1924年4月，彭湃在广州参与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第一届和第五届主任，培养了大批“坚韧卓绝的农民运动战斗员”。

　　如今，在广州市中山四路举办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座古建筑里，还能看到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红旗。现代人习惯从左往右阅读，“农为党本”因此被读成“本党为农”。但无论正读还是反读，都彰显着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如1945年党的七大所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解决土地问题，唯有“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地因时制宜制定了着力解决农民问题的土地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缪德刚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党在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直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废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合作化运动，农村土地由私人所有变革为农民集体所有，彻底解决了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党顺应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2014年以来，中国农村进行“三权分置”改革，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土地多级产权发展的需求。

　　“中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前提下实现了农村经济迅速发展，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元，2020年为17131元。这个创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缪德刚说。

　　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指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3年，中共“三大”党纲指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中共“三大”还第一次作出了《农民问题决议案》。

　　同期，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923年，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弓仲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他回故乡河北安平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弓仲韬回到故乡台城村后，率先创建“平民夜校”，以教农民识字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引导农民筹建农民协会，从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并发展本村青年农民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弓仲韬和两名新党员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作为中国革命支柱的人民军队也主要是由穿上军装的农民组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注意到，在1921至1927年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记者白修德访问延安后与同事贾安娜创作了《中国的惊雷》，他们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奇迹”：面对日军的残暴和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之所以能创造这一奇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更是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每个村都建有党的组织，都有若干数量的党员，还建立有青年团、妇联、民兵等功能性群众性政治团体，由此形成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政治组织网络。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徐勇说，在传统中国，农民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分散的而不是组织内分化的社会，相当多的农民连字都不识，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也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也具有了政治意识，并动员到了党的旗帜之下。

　　“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组织力，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徐勇说。

　　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律，是党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获得群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纪律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克服脱离群众危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党章总纲部分明确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党章要求党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些都是党的群众纪律最根本的要求和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律，也正是党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获得群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70多年前，辽西战役如火如荼。锦州乡间苹果已熟，络绎不绝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他们说：“这是人民的苹果。”一句话道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优良作风和铁的纪律。

　　时间回放到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却对部队官兵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进驻遂川县城时，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条，发展成“八项注意”。

　　“人民军队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立为最初的纪律和规矩，在老百姓中树立起良好形象，使群众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真正的铜墙铁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刘宇祥说。

　　中国革命胜利时，党中央向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条就是：时刻不能脱离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这一条，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