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自题金山画像》作于苏轼去世前两个月，是其最后的诗作，也是苏轼一生的写照。至于他为何将被贬谪处——黄州、惠州、儋州而不是政治地位更高，更有作为的其他时期、地点作为自己一生“功业”的代表，历来众说纷纭。

　　“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苏轼幼年时便已表现出非凡的见识，6岁的苏轼在阅读石介所写的《庆历圣德诗》时，曾向先生询问诗中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的事迹。先生漫不经心地对苏轼说，小小孩童何必知道这些？苏轼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则不敢知道，如果也是人，为什么不能了解？而若干年后，青年苏轼即一鸣惊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皇帝宋仁宗读过苏轼兄弟的文章后欣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无论是苏轼本人，还是时人对苏轼的期许都是很高的，可是世事无常，苏轼的一生，并不如意，大部分时间与贬谪外放相伴。

　　经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历经一贬再贬。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是他仕途最失意之时，也是其文学成就最显著之际。由于被贬三地时不能签书公事，苏轼有充足的时间寄情文墨；贬谪生涯也使他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和人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完成了注解《易》《书》《论语》三部著作。无论诗词、书法、绘画、经学，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正如他本人所说，“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写道，“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这些都说明贬谪生涯对苏轼创作的影响。

　　不能致君尧舜，仍不忘“流惠下民”。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已经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三地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轼在三地仍留下无数善举。了解到黄州当地因贫穷而溺婴，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积极奔走筹划，救活很多婴儿。在惠州，他积极为当地修建桥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儋州，他劝耕种、推中医，兴教育。在《雪堂记》中，苏轼写道：“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躲避的只是世人的机心，而不是要逃避世上的事情，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

　　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贬谪岭南儋州时期，苏轼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日子，但是再困苦的生活也没有压垮苏轼，反而使他更加乐观、旷达。在黄州，苏轼“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黄州时，他自号东坡居士，岭南时，他独觉自省，思想更为深邃。乐观旷达、随缘自适让他看起来更为洒脱、飘逸。以至于迫害他的权臣章惇看到苏轼的“尽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时，觉得他生活得很惬意，便再加贬谪。

　　虽然文学上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精神世界因为多历坎坷而更加旷达深邃，然而，这些也许并非苏轼自己想要的“功业”。苏轼初出茅庐即一鸣惊人，时人和他自己的期许并不是一介书生或一百里之才。对于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才子来说，后半生的贬谪流放让他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抱负无法实现，或许是他人生一大憾事。然举凡世上之人事，多崎岖少坦途。难得的是苏轼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段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