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参加五四新文学活动的一批人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些人变成洋奴买办，御用文人，早被丢进社会的垃圾堆里去了。而你，始终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没有迷失过方向。还记得当你和秋白同志在北京创立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就主张人民的文学，也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从这以后，你没有改变过这一正确的方向。

　　——胡愈之《哭振铎》

　　郑振铎是杰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著作家。李一氓说：“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怀念郑西谛》）人们钦佩他的学问和成就，但有不少人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郑振铎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重要影响分不开的。从五四时期起，他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引导。只是这些事实后来似乎被湮没和忽视了，如今回顾百年，应该做些发掘和重提。

　　周恩来曾经这样评说过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要说的话》，载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这段话，如果用在郑振铎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郑振铎就是“五四”所孕育的“一代才华”（郭沫若语）。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那年，从温州上北京读书的。课余，他在住地附近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里，开始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俄国文学著作，并认识了同样也来看书的瞿秋白，成为挚友。五四运动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冒着“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积极投身于运动。暑假他回温州，又把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带到瓯海之滨，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他还参与发起当地最大的新文化团体“永嘉新学会”，提议创办会刊《新学报》。暑假后，他回京继续参加运动，在给张东荪信中说自己“奔走忙碌得了不得”。

　　当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该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郑振铎主编，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3年11月，成员以学生为主，原带有宗教性质；此时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减淡，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参加进去，更将它改造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社团。《新社会》的《发刊词》是郑振铎写的，强调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些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创刊号一出，郑振铎便携带刊物拜访陈独秀，并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3期）。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9期）中，他指出青年们应该“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在第12期发表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中，他再次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反复强调辛亥革命脱离工农的历史教训。

　　郑振铎还在《新社会》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必然被推翻的趋势，论述世界各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如在第11期发表的《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高度评价了“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俄国的广义派”（按，这是当时对“布尔什维克”的不甚妥确的意译），指出“这种主义，实在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有许多人称他们为过激派，确是不对”。最值得提起的是，1920年4月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前夕，为配合中国工人阶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庆祝该节日，他还特地把《新社会》第17至19期（分别于4月11日、21日与5月1日出版）连续三期都办成了“劳动号”，并写了好几篇有关“劳动问题”的重要论文，论及推翻剥削制度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正式诞生之前，一个青年学生这样提出问题，可谓石破天惊。

　　郑振铎当时还在论文《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中，公开地大力号召新文化运动者应该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实践的精神”和“彻底坚决的态度”。他很早就翻译、发表过列宁的文章，如在1919年12月15日《新中国》第8期发表所译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和《对于战争之解释》，在1921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所译《李宁的宣言》等。他还与耿济之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后来发表于1921年5月27日《民国日报》，和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这些都印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五四”以后的文化生力军开始有了“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

　　《新社会》连出三期“劳动号”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便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把它扼杀了。其实，早在该刊刚创刊时，远在南方的浙江“督军”和“省长”就在去年11月27日密电“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等处：“如《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惘。”而所谓的“国务院”则在12月2日即密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等：“此种书报，宗旨背谬，足为人心世道之忧……应即随时严密查案。”（见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一〇〇二）51］，原件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些密电咬牙切齿地把《新社会》列于许多刊物之首，正是它莫大的光荣。而《新青年》杂志则称它“是现在一个最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见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6期所刊广告）。《新社会》被禁后，郑振铎等人不畏强暴，继续创办了《人道》月刊。

　　与《新社会》同时，北京还出现了一本由郑振铎友人宋介主编的《曙光》杂志。郑振铎参加了“曙光社”，对该刊的编辑工作也作出过重要贡献。现在研究者公认，该刊从第6期起发生很大转变，登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译文，而郑振铎就正是从这一期开始发表文章的，而且一次就发表了从国外的《苏俄》《劳动周报》等刊物上翻译的三篇文章，并加了精彩按语，分别论述了苏俄的军事、生产和文化状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郑振铎在五四时期还参加或组织了好几个进步社团。1920年8月，周恩来率邓颖超等天津觉悟社社员赴京，请人道社（郑振铎是负责人）、曙光社（郑振铎是社员）等四团体在陶然亭开茶话会，李大钊亲临指导并提议成立了名叫“改造联合”的组织。9月，郑振铎与罗敦伟等组织“批评社”，随即他主编《批评》半月刊，并发表了《新的中国与新的世界》等文。同时，他又与易家钺等发起“青年自立会”。更重要的是，他这时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或教室里开会”（见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载1949年7月28日《文汇报》）。他当时参加的秘密组织应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他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30日的大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出版委员。（此据当时混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的内奸关谦写给北洋政府的秘密报告。原件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更少为人知的是，郑振铎当时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甚至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留下了光荣的印痕。例如，在1921年2月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上，瞿秋白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就提到《人道》是一本“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的“最受欢迎的”杂志，并代表《人道》等“向俄共（布）党表示衷心的敬意”。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作《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其中就提到《曙光》，并特别提到该刊所登载的译文。（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1987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五四”以后，郑振铎继续长期与瞿秋白、沈雁冰、张闻天、恽雨棠、夏衍等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还有一些当时秘密的特别党员如胡愈之、胡咏骐等人，都是他最亲密的挚友。

　　陈毅在《纪念邹韬奋先生》一文中曾指出：“以一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坚决走上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道路，这是韬奋先生永垂不朽，可为范式的地方。我们熟知韬奋先生的历史。他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最后以他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事业说，置诸共产主义者前列，可说毫无愧色。因此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最终结合的道路。彻底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在邹先生一生历史实践中，又一次证明了。”我认为，除了起点不同以外，郑振铎与邹韬奋几乎完全走着相同的道路。正如陈毅接着又极其庄严郑重地指出的：“那么，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偶然巧合吧？我想不是的，我想这里极其庄严郑重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一条定理有不可拒抗的伟大力量。”

　　是的，在郑振铎身上，确实能看到中国革命运动的伟大力量！

　　（作者：陈福康，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郑振铎研究所所长）